“跟谁学”陈向东：我为什么42岁离开新东方？

我跟俞敏洪说，希望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要是能做得好，绝对是不同于新东方的另一种成功。

文 | 沈凌莉

今年1月，我从新东方执行总裁的职位上离职，6月，创办了在线教育平台“跟谁学”。

在新东方工作14年多，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义为职业经理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创业，觉得每天都在和团队一起做一番足够伟大的事情。尽管在外界看来，这个公司不是我创办的，大多会认为我是职业经理人。

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过会离开新东方。记得1999年我去新东方面试，俞敏洪问为什么来新东方，我说，你一开始就是一个老师，但最后能做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新东方应该会成为我的一份事业。

但男人一般到了40岁左右会有一个困惑期，有时候不知道哪一句话就会触动你。这是一个创业的时代，你看到很多人创业做得很好，你就会问自己要不要创业。我在新东方做得位置很高了，要是找不到不一样的让我更加兴奋的事，这个是让我很恐惧的。最后选择创业还是梦想驱动。俞敏洪问我：“陈向东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还会想到要离开?”我说：“当年你离开北大，也是被一种梦想驱动的。”

2012年年底我去哈佛学习，教授讲到一句话：“在你我的心中都有五样东西，分别是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他把勇气说了两次。当我们要挑战更高的高度、帮助更多的人的时候，关键是有没有勇气去做。

这个教授以前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的总裁，他把这个公司从10亿美金做到了600亿美金。57岁时他决定辞职到哈佛教书，我就问他后悔吗，他说今天看来后悔离开得太晚了。作为职业经理人，你可以65岁时离开，也可以45岁时离开。65岁时离开别人会说你老了，但是45岁时离开就还有无限的可能。听了这话，我是真的睡不着了。

2013年3月，我又去哈佛学习领导力课程。那次的领导力模型检测显示，我已经不适合自己当时的位置了。因为在一个大机构里，协同、协调的角色要更多一些，而创新、推动相对会少一点，但我的内心是想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快速地推动一件事，做一件风口趋势下不同的事。可是，破坏性创新往往来自企业外部，而不是企业内部。

以前我就想过，未来我要创业，肯定不能完全去复制一个新东方，因为新东方做得足够优秀，即使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也永远超越不了它。所以和俞敏洪彻夜长谈的时候，我说我希望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要是能做得好，绝对应该是不同于新东方的另一类成功。

“跟谁学”是教育领域的“好大夫”

教育领域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老师。我在教育行业打拼20多年，对此深有体会。

我17岁参加工作到了铁门一中，这是当时整个新安县非常好的中学。到了那里之后，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校长几乎天天跑教育局要好老师，他在师资上花了很多功夫，还亲自给两个班讲数学课，为的就是要做出榜样。一年之后，我们学校在县里面能排第一了，县城里的领导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我们学校。

后来我在新东方工作了十四五年，见证了老师的数量从一两百位增加到17000多位。大家谈到新东方，更多的还是谈到新东方名师的故事。

所以我想，优秀的机构、学校是因为优秀的老师而吸引人。但是目前任何一家搜索网站都几乎只能搜到机构。到任何一家机构，都很难充分看到老师的行为。同时，现在大城市越来越拥堵，家长需要先跑到机构去听课，听课不满意再退费，这个过程其实很令人困扰。

那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让人坐在家里就能够迅速地找到和了解老师，会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未来的培训业有五个趋势。

第一，个体自由教师或者是教师工作室会越来越多。在台湾、韩国会看到很多名师组建自己的工作室，以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教学。

第二，小而美的专业服务机构会越来越多。机构不大，就专职做某一块，做到极致。像一些舞蹈机构，或者托福、雅思培训机构，现在已经有很多。

第三，服务于社区的细分领域的机构越来越多。

第四，题库类、工具类、资源类等提供内容的机构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内容都会趋近于免费。

第五，现在移动互联网会把线下线上结合起来，但核心还是靠线下，特别是面对K12的群体。这样的线下机构也会越来越多。于是，服务中小机构的平台就成为一种刚需。

很多人说“跟谁学”是老师的一个电商平台，其实它不是淘宝，也不是天猫。因为淘宝上面卖的都是标准化的商品，包括“淘宝同学”，都是标准化的视频，而“跟谁学”提供的是线上线下的教学资源匹配。所以，可以把它理解成教育场景里的“好大夫”，是在做一个平台，不自己做内容，而是让老师来入驻，实现共赢。

我们授课的方式分成线下授课和线上授课两类。线上授课的工具技术全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我们有核心技术，全部用自己的平台。

“违反原则”的天使投资

9月22日9点22分，“跟谁学”PC测试版上线。其实对我而言，推出一个产品测试版上线，还是蛮有压力的，因为有新东方的职业经历在先，可能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对我现在做的事情，人家就会用放大镜来看。我后来想，标签是别人给我的，我就是想和许多优秀的人去做一些影响到优秀的人的事情。

“跟谁学”到目前创造了很多速度纪录。刚开始就3个人，在一个地下室里面，还是借用朋友的场地，见人、谈话、勾画未来。到中关村软件园后，9天时间就装修完了，全是我们自己装的，很快就开始办公。中间我们还收了3个小团队，这些小团队还是在百度、阿里工作过的，都特别优秀。现在我们大约有近200名员工，其中一半是搞产品技术研发的，大部分都是资深的，优秀的人来了就有股份。

到中关村软件园看场地的那天，我就遇到了启赋资本的联合创始人顾凯。我给他留了一个电话就走了。刚走出去，他就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到，他又发来短信，说得见面聊聊。

顾总后来又给我介绍了启赋资本创始合伙人傅哲宽。他说“启赋是创业公司，我们的特点就是投得快”。我给他提了几个条件：第一，不要问我干什么，我肯定会努力;第二，中间不能干涉我，放手让我做;第三，假设我要他的钱，我管钱应该不会比他差。

顾总说没问题，很快就投了。后来他们开玩笑说，这种投法是“违反原则的”。这就是信任。所以我们在今年5月份就拿到了几百万美元的天使投资。

“被”进入了豪华创始团队

“跟谁学”的6个联合创始人当中，没有一个是直接从新东方过来的。我离开新东方时，俞敏洪很懂我，也没有让我签竞业合同。但我还是问了他，他说3个月内你别做跟新东方一样的事儿。

刚离开新东方时，为避免造成困扰，我在美国休息了几个月，回来之后也见到了很多投资人，但我都说先休息一年。这一年之内，就做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苏伟。

他当时在做教育项目的创业，给我写信，让我投资。但这个网站还没上线就被毙掉了，后来重新注册了域名和公司。当时苏伟说如果我不当法人，组建团队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来，需要我做信任背书。再后来因为启赋要进入，阴差阳错地，我就“被”进来了。

我们目前的联合创始人中，3个是互联网方面的人才，其中一个叫张怀亭。他是百度凤巢的早期创建者，是朋友推荐给我的。当时我上网一查，网上没什么信息，心中一阵狂喜，因为我发现一个人如果能得到别人的好评，网上还没有什么讯息的话，说明这是踏实做事的人。我就跟他约见面。

其实在这之前他刚去了一趟硅谷，看了一圈之后，对创业已经有些动心。所以，某种程度上不是我把他从百度挖走的，是他自己决定要从百度离开。但当时有另外一家公司已经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职位，据说那个职位价值快一个亿。后来我跟他说你要那一个亿有什么用，假如说我们这件事儿能做成，肯定不是一个亿的事儿，第二，咱们这是直接帮助人、成就人、影响人，多好。所以他就动心了。但是后来差点又走了，因为那边的老总也在和他谈。虽然我是突然杀进来的，但我相信自己还是有魅力的。我说你和我一块创业，即使失败了也值钱，出去到市场上仍然有价值。最终，他决定离开百度。

另外一个联合创始人叫做宋欲晓。他是2002年时跟我在武汉创业的，后来负责新东方整个的财务流程梳理、投资并购和资产管理。他那时已经离开新东方了，想照看年迈的家人。后来我邀请他一起来创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他就加入了。

总之，我们的创始团队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我们6个联合创始人当中，有3个搞教育的，3个搞互联网的，平均年龄37.7岁，我们每个人都是内驱型的。现在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进来，大家都看好教育市场。

传统教育和互联网怎么融合?

有一个投资人问我，你之前是搞传统教育的，现在搞互联网，你们的文化怎么融合?我说很简单，什么叫公司文化?就是一把手文化。一把手乐观，下面都乐观;一把手天天苦大仇深，下面的人都是苦大仇深;一把手精心算计，下面每个人都是精心算计;一把手分享、奉献、给予，下面每个人都是乐于分享、帮助别人。

直到目前，我在这儿是不拿一分钱的，出差都是花我自己的钱，我觉得我要当榜样，司机和秘书都是我自己掏钱。什么叫领导力，就是服务于他人的榜样力量。榜样不是领导团队的最好方法，而是唯一的方法——我在10多年前就讲过这个观点。后来还有人问我们的员工：“陈向东每天来上班吗?”我们的员工说：“上班啊，每天都来得很早!”

我们团队有很多优秀的人，很多都拿过百万年薪，管过百人团队。他们能来一起创业，首先一定是为了梦想。但我说，梦想我这里有，但也肯定都能赚到钱。我们有一个很资深的工程师，原来拿好几十万，来到这边除了股票，每月只有15000块钱。可是他说工资太高了，要求降低到5000块。我说创业有风险，万一失败了呢?他说，万一成功了呢?

刚开始，我跟其他几个联合创始人说，你们什么也别管，先做事儿，我先拿点钱，可他们坚持也得投些钱。苏伟让我特别感动，他家里经济条件没那么好，还坚持创业，在北京这么多年一直租房住，很不容易，很坚韧，不放弃。

因此，尽管在最开始创业时，我跟自己讲，我能从一个农村孩子做到新东方的执行总裁，算是已经享受过成功的滋味了，所以创业就不要给自己压力，尽力就好，但是后来我觉得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信赖你，还拿着很低的工资。

所以，我现在又回到了2002年到武汉为新东方开拓市场的状态，晚上睡觉之前拿着本子，想想明天有几件事要做，睡一会儿，再起来添几条。但是我很享受。

如果说我以前有什么优势，到了一个创业公司，这些优势很可能就是劣势。所以，我需要做一些改变。

以前我有办公室，现在我不要办公室，跟大家坐在一起。在大公司的时候，大家都喊我陈总、陈老师，这样稍微疏远了些。为了更加平等，我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Larry，让每个人叫我的英文名字。我在新东方那么多年从来不穿凉鞋，现在创业之后，要打造一个工程师状态，走到一块儿听他们讲话，这样他们才会觉得这是一个和他们能沟通、能走进他们内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