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有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

　　当今，谁有独立人格，敢于担当社会良知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崇高的精神追求。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同新任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员座谈时说：温总理这话与其说是对参事、馆员说的，不如说是在传出人民的一种呼唤!我们的国家民族现在确实需要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

　　联想到,在今年两会期间和在深圳考察时，温总理都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我相信温总理这番表示是真诚的，而且也迫切希望有一批专家学者积极响应,并做改革路线探讨。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无论是在报刊电视上，还是在网络上，我没看到有相关知名专家学者出来做丁点响应。我实在为温总理感到委屈。

　　我们国家不仅设立了几千所大学，从中央到省设立了社会科学院，行政学院，还有不计其数的官方半官方的相关研究机构，养着数十万计的院士，教授，研究员等，每年花费数百亿元的研究经费，不知他们都在研究些什么?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办了不少电台、电视台、报纸、官方网站，不要说平日里看不到专家学者们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就是总理发话了，也听不到他们的半点回应的声音。这些院士，教授，研究员等对中央领导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表态讳不言语，是不相信?还是因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敏感问题，不敢轻言，怕遭惹麻烦?那么也该就中央提出“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的表示说几句吧!在我国,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对立严重，社会公平正义被侵蚀，这是不争的现实，难道我们的专家学者真的不知道?

　　不对呀，我们有很多专家学者一直在对社会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啊，如针对农村孩子上学难，就业难情况，就提出了：不要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的建议，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绝对是个悲剧。对民众现实存在的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问题，有专家说：这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中国要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国家肯定要破产。对民众反应强烈官场腐败问题，有专家说：腐败和贿赂是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对社会的最低保障要求，有专家声言：我反对最低工资法，反对福利制度，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这些会害了中国农民自力更生的机会。甚至面对中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情况，还有专家否认：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说法纯属胡说八道。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这些言论不是评论制度政策的得失，积极帮助人民和指导政府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反而在为之辩护,甚至倡导进一步拉大差距!因此,老百姓称他们为“砖家”。

　　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当属于人文和公共知识分子之列,人文科学就是以人为本的公共科学, 公共知识分子不仅在相关领域内学有专长,知,知社会,知人,知世界,而且还应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识, 识人性， 识大体, 识善恶, 识美丑;同时，知识分子又叫知道分子，知了就道，道真话，道实情，道正义，道良策，因而，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良心和良知!正因如此,无论东方西方,每个民族的文化和灵魂的塑造及发展,知识分子都起着引导和集成的作用,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也因而成为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代表。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奠定了西方人本，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为中华民族建起了丰富的文化思想宝库，其中，儒道两家思想成为代表。道家讲“为无为”，道法自然，不也是以人为本，求自由自适吗?儒家讲仁爱，中庸，民为贵，与平等，博爱有多大区别?所以，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儒家和不屑一顾的道家思想，都是被历代统治者及其帮闲有意阉割的思想。至于明代同出于儒家的李贽、黄宗羲的非君、反专制思想，则更是被抛弃不谈。

　　再说人格，我们很多知识精英动辄拿儒家思想说事，批评其中庸思限制了中国人独立人格的雕塑造。其实不然，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即是说，宁死也不能失去仁爱之心。孟子更是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些都是强调要保持独立人格!历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先驱保持独立人格，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故事，史不绝书：屈原面对奸佞当道，“吾将上下而求索，”宁被放逐宁投江而死，也决不与奸邪势力同流;汉代的贾诣、晁错不畏死，极力举张削藩，以固江山一统;晋代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唐代的名臣魏徵敢于直谏;诗人李白高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宋代的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几起几落，变法决心不移;明代大儒方孝儒面对暴君的首辅高位的利诱和诛九族的威胁，他毅然选择：“诛十族又何妨?”决不与暴君何作; 海瑞为民请愿，抬棺进谏;清代的王鼎为力保禁烟英雄林则徐，自缢而死……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富贵不恋,死都不怕,能说他们没有独立人格，不敢担当吗? 所以，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是具有独立人格,敢于担当的一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不惧清庭保守派的利诱威胁，坚定倡议变法图强，面对玩固派的剿杀，谭嗣同依然说：“古今变法无不流血，今日变法流血请从嗣同始!” 慷慨赴难，这是何等独立不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提倡“天下为公”，不仅宣传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而且积极向实践者和革命家转变，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年的皇家独裁帝制。担当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创世纪”的使命。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又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叛逆性行动，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度，真正的人的国度，并且为此奔走呼号, 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广大国民，主要是劳工大众。作为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自我生长,自由组织;无论是国民党人或是前共产主义者，当时都不可能左右运动，相反只能服从运动自身的独立指向。陈独秀说五四的精神有二：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直面现实，敢于担当的特有人格和精神。后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演变为反帝爱国运动。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有些加入或靠近国民党，有的加入或靠近共产党，继续探索担当民族解放道义的途径。虽然在理想的探求过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但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还或多或少保留着独立了的人格和社会担当的愿望，1957年反右，那么多蒙冤死难者，就是代表。

　　改革开放本来顺应了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及人民生活的愿望，在改革初期，知识分子也是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的。但是，这种支持和参与一直是被动的，即一直是顺着改革决策者和领导者的思路走。他们虽然为改革开放出了不少较好的建议和方案，但是这些建议和方案基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意志。当改革出现问题时，特别是面对社会矛盾增大、民众不满声音日涨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则整体迷失，全然不见独立人格和担当形象，要么不敢独立思考，要么明知其故却缄口不语，要么胡言乱语，敷衍塞责，甚至对中国社会的撕裂推波帮助澜!

　　无庸讳言，我们社会，由于改革先天不足，市场经济畸形发展，社会问题凸显：权钱联姻，人心不服;官员言行不一，信息系统失真;社会底线失守，腐败常态化，法律疲软，社会道德沦丧，造假成风;社会不合理分层，上下层差距拉大;强势集团、既得利益集团肆无忌惮，恶性膨胀;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缺乏，弱势群体扩大、救助缺失，社会的公平正义被严重侵蚀!产生这一系列问题的主要根源，知识分子都心知肚明，就是因为官员权力缺乏有效监管制衡，导致权力失控。失控权力造成不当和非法得利，进而腐蚀社会的正常价值观。知识分子如果自觉担当社会的良知和良心，他们应该是社会的监督员，民众的代言人，政府的评论员，而不是政府的解说员，更不是不当既得利益者的辩护员。当今，面对社会问题，知识分子知而不言，不愿积极为民众代言，不愿对党和政府的政策进行事实求是的评论，不愿为社会进步献计献策，一者是部分人经过反右和文革等的荡涤，沉浸在魔魇中不能自拔，或曰学乖了，将社会良知及良心深藏不露;二者是部分人在党和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下，逐步进入了权力系列，溶入了既得利益集团，还有一部分人阿附权贵，进而抛弃了社会良知及良心，成为不当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者和代言人、辩护员!可以想象，没有真正知识分子的积极作为，没有社会良知及良心的引导，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在真正知识分子整体迷失，没有知识分子的积极作为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没有全面崩溃，还还在艰难运行，一方面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极力维持，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民族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民族，在社会肌体患病时，民间产生了一批草根知道分子，他们出于对人民和祖国的热爱，在心忧天下, 仗义执言，充当着社会的良知和良心!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健康发展，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能少，少了社会良知和良心的引导，她的前行十分困难。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记住诗人臧克家的话：“有的人，他活着，却死了;有的人，他死了，却活着!”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从民族计，从长远计，从子孙后代计，进行认真反省，找回迷失的自己，回归本位，担当社会的良知和良心，不要只对自己患得患失，而是心忧天下, 敢于担当社会道义，敢于直言，推动我们社会和国家健康发展!同时，我们的党和政府要树立自信，敞开胸怀，包容保护真正的知识分子，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从善如流，不断改革;我们的新闻媒体不能只做党和政府的喉舌,还应该做人民的传声筒, 应该更多地关注真正知识分子的声音; 我们的人民也要宽容尊重刚正不阿、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共同爱护培育社会的良知及良心!

　　有一批敢于担当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有社会良知和良心的光辉引导,民族幸甚!国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