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课崛起，大学的未来在网络？（下）

　　“我觉得我们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实验层面。”一天下午，在位于拉德克利夫院(Radcliffe yard)边上的办公室里，发展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系主任凯瑟琳·麦卡特尼(Kathleen McCartney)对我说。今年夏天，麦卡特尼将离开哈佛，担任史密斯学院的校长。当edX在2012年5月起步的时候，教务长阿兰·嘉伯曾邀请她加入董事会。她说：“这确实是一个附加价值问题。一所高校、大学或大学中的职业学校能提供的附加价值是什么?”后来，她偶然发现了一篇论文，并被深深触动。“这家伙真是个思想家，”她说着，把一篇手写报告的打印版递给我。报告题为“雪崩临近”(An Avalanche Is Coming)，由皮尔森教育出版联合企业的顾问迈克尔·巴伯(Michael Barber)和两位合作者共同出版，并于2012年三月由英国的一个智囊团——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作者用雪崩一词指代数字文化带给大学的巨大冲击。作者们写道：“在雪崩中，任何人都不该驻留原地。”文章举例说，勃日涅列夫时代的苏维埃政府就身处一场雪崩之中，而且他们没有准备，结果显而易见，类似的还有莱曼兄弟。书的前言由前哈佛校长，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执笔。(译注：勃日涅夫执掌苏联期间坚持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导致苏联由盛转衰;莱曼兄弟曾是世界第四大投资银行，2008年在次级房贷风暴中倒闭。)

　　文章的序言以一种预示未来的语调，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技术商业策略。《雪崩邻近》援引了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和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观点，提出大学应该充分利用拆分教育责任的方式，以保持竞争能力。这是MOOC的支持者中流行的一个观点。报告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企业家领袖从大学辍学来到硅谷，例如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技术中心可能将成为未来的大学。”这个观点在一些高等教育社区之中越来越流行。(密涅瓦计划(The Minerva Project)就是一个在线文科大学，它将让学生们在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七所大学之间穿梭，在各所大学中完成在线课程。它由标杆资本(Benchmark Capital)投资两千五百万美元创立，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执掌公司董事会。)麦卡特尼说：“我觉得这篇论文真不错。我昨天读了三次。”

　　三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edX的主席，阿南特·阿加瓦尔(Anant Agarwal)带领我参观公司的新办公室。他五十五岁，在麻省理工教授电子工程学和计算机。edX的办公室在麻省理工附近，离谷歌的波士顿办事处两个街区。这个地区位于剑桥，起伏的铺砖人行道和歪歪扭扭地环绕着哈佛的小路相映成趣，它线条优美，角度尖锐，更适宜小汽车通行。阿加瓦尔和我握手，说：“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创业公司。我们真的刚刚起步。”他挥手展示那些开放式办公室，里面摆满了蕨类植物和时尚的金黄色木制家具。天花板上挂着平板电视，员工们大步流星地穿梭在办公点之间。他再次强调：“你看，创业公司就是这个样子。”

　　阿加瓦尔曾创办过许多公司，最近的一个是生产多核处理器的。他告诉我他整天不停地喝咖啡。这一点也不奇怪，他走路就像放快进，即使坐着的时候也动个不停。2011年12月，他在大学的支持下推出了一个叫MITx的项目，最初只是把春季学期的“电路域电子学”课程推广到网络上。他说：“当我们开始起步的时候，我预计理想情况下学生人数大约能达到麻省理工的班上学生人数的十倍，也就是大约五千人。然而在推出课程的最初几个小时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万人注册。这门课最后一共招收了十五万五千个学生。”

　　阿加瓦尔意识到他开始了一项大工程。当麻省理工和哈佛的管理人员就开展MOOC合作项目询问他的意见时，他提出了六千万美元的预算。他估计，以目前的消耗速度，这笔投资大概能满足edX“大约两年”的需求。他说：“当这项事业开展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它运行得怎么样，我们实际上做了什么，没做到什么，并不断抛掉累赘，蹒跚前行，就像你对任何一家创业公司的设想一样。这就是一个创业公司。”

　　edX如何盈利仍然不甚清楚。哈佛X项目中的课程目前是免费的，但随着哈佛将在今年秋天开始实施它称为“有偿实验”的计划，这即将发生改变。MOOC的制作成本高昂。哈佛X的领导者罗伯·鲁(Robert Lue)告诉我，某些课程需要花费“成千上万”美元来启动和运转，而且目前为止还没有显著的回报。哈佛大学把它的三千万美元赌注视为投资中的“风险投资”，并希望收回成本。

　　一个可能的盈利模式是出售使用许可，例如如果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使用了哈佛X的课程，它将通过edX向哈佛付费。另一个模式则面向独立的家庭用户，在用户注册他们感兴趣的课程时对其收费。目前已经有了一个收费在线教育市场，凤凰城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在这个领域中竞争，edX将不得不认真衡量他们每节课的价格，一个经常被用到的参考模型就是iTunes。

　　即使是对参与制作MOOC的教授们来说，经济问题也不甚明朗。教授是否应该因为推出在线课程而获得额外收入?哈佛大学的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迈克尔·D·史密斯(Michael D. Smith)告诉我，哈佛计划在MOOC开始盈利之后为这些教师加薪。这涉及到一大堆知识产权问题：如果某位教授在哈佛开设了一门MOOC课程，它的知识产权就属于edX;但如果他随后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任，而普林斯顿是Cousera的合作伙伴，那么谁将拥有这门在线课程?非终身教授可能会跳槽，那么他们是否会被排斥在MOOC制作之外?当非择优录取的学校纷纷辞退员工，向精英教育力量购买课程使用许可的时候，MOOC为这些有志于打造世界影响力的教育界明星提供了潜力巨大的机会。当纳吉决定把他的热门课程变成MOOC时，他想到的可不仅是影响全世界。那时他已经在争取希腊、印度、中国等地的生源，但他还想到了课程开始在网络上传播之后的漫长的半衰期。

　　“对我来说这显而易见：像哈佛这样的顶级大学都拥有一个庞大而丰富的档案库，即使是在我走了之后，我的课程仍然会与后来的教师和科研人员紧密联系。我的意思不是退休，而是真正的离开，是死亡，”纳吉对我说，“阿喀琉斯本人就在《第9狂想曲》第413行中说：‘我将会死去，但这个故事将像一朵美丽的鲜花，永不凋零。’”

　　在剑桥，当天气开始回暖的时候，大自然的芬芳也一并回归。伴着一阵泥土和雾柔和而暧昧的气息，草地开始生长，哈佛大学的古籍图书馆后院里的树也开始开花。园丁们把覆料铺满地面。在一年中最初的温暖天气里，我在魏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的后门会见了彼得·J·柏嘉(Peter J. Burgard)。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位德语教授，在那里有一个研究所，和他的办公室相互独立。

　　柏嘉是个高个子男人，有着一头波浪般的银发。那天下午，他穿着一件绿色和亮蓝色的条纹衬衫，蓝色牛仔裤和青柠色的袜子。他自称闭门治学，但是他在线阅读量非常大。他说话噼噼啪啪连珠炮一般，像一个年轻而不知疲倦的单口相声演员。和大多数终身教授不同，柏嘉自愿教授高级德语，并且每年夏天在慕尼黑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文化体验项目。他的其他教学内容五花八门，包括德国启蒙运动，巴洛克文学和艺术，二十一世纪艺术，还有歌德、尼采和弗洛伊德。

　　柏嘉是一位很受重用的教授。不过，自从edX在哈佛开展以来，他就是一个坚定而直率的批评者。“我决定不在哈佛X上授课，”他在他的转椅上旋转着对我说。他面前放着一台大屏幕iMac，后面的墙上挂着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黑白画《法学》(Jurisprudence)的巨型复制品，那是2005年柏嘉参与策划的一场展览留下来的，描绘了一个男人在三个裸女面前被章鱼俘获的场景。柏嘉担心MOOC可能会破坏高等教育的系统性。他说：“对我来说，大学教育通常意味着和学生一同坐在教室里。我更喜欢学生较少的课程，这能让你真正与学生进行互动，并深入探索深刻的话题，比如一幅晦涩的画，一篇精彩的文章等等。这就是教育激动人心的部分。这里面有一种化学反应，在网络上是无法复制的。”

　　他继续说：“想象你在南达科他州。那里的大学囊中羞涩，他们就说：‘啊哈!有哈佛X呢，我们只要每学期花三千美元聘一个助教，让学生看电视就好了。’他们的教师队伍将快速缩水，这种缩水最终将波及更大的、相对富裕的大学。那些地方的就业岗位将会减少，博士的就业率也会降低。被聘任的博士越少——结果你也知道。这首先会影响到相对较差的学校，但最终会波及顶级高校……如果你的研究生项目比较小，那你的系主任肯定会说，‘首先，我们的一半学生在上MOOC;其次，你的研究所不多，所以你的英语系，或者历史系，人类学系等等，不需要那么多教授。’显然，你的教师队伍越小，能教授的科目和子科目就越少，这就导致一些知识被忽略，进而失传。你可以看到这一切的衰落是怎样发生的。”

　　我问哈佛系主任迈克尔·斯密斯是否担心MOOC对学术界就业市场的影响。他说：“我经常觉得这个问题被夸大了。我们和研究生院还有研究生紧密合作，考虑怎样让他们也加入这个进程。”他说，今天的工作机会必然会“和我从研究生院毕业时很不一样”。一些博士生正在作为“哈佛X员工”接受MOOC制作培训。

　　不过柏嘉不是唯一有这种担忧的人。上个月，阿默斯特学院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教师投票拒绝了加入edX的邀请。其中一些教师浏览过哈佛的MOOC课程，担心它们会把高等教育高度集中，而且它们庞大的规模与阿默斯特的小班教学作风格格不入。一门MOOC的学生人数就能达到阿默斯特两个世纪以来在世或已故的所有校友的数量总和。

　　大卫·W·威尔斯(David W. Wills)是阿默斯特学院的宗教史教授。他告诉我：“我对它的结果感到惊讶。这就像一件预先安排好的事一样，它正在成为主流。”威尔斯说自己最初对MOOC持开放的态度，但他了解得越多，他的焦虑就越多，而且似乎没有一个MOOC支持者能够缓解他的焦虑。“edX的一个工作人员说，‘这是哈佛和麻省理工赞助的。他们不会做任何对高等教育不利的事情!’我联想到一些谨慎的金融分析师，他们对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出现的金融工具的意见是，‘它有风险，不是吗?但高盛集团使用了这些工具，莱曼兄弟也用了。’”他说他在edX听到的只有对技术革新的溢美之辞，他们似乎在排斥其他事物。他担心学术界在少数明星教授的阶级统治下崩塌，并对我说：“这就像高等教育中出现了大教堂。”

　　他和其他教师还担心网络教育对小传教士们的影响。亚当·西则(Adam Sitze)是阿默斯特学院法律、法学和社会思想系的一员，他告诉我：“我必须说，当我想到我们的决策将影响其他人的工作，但这些人并不参与讨论，我就感到反胃。一些相对拮据的研究院里也会有才华横溢的人。”思想政治理论学家托马斯·L·达姆(Thomas L. Dumm)是西则的同事，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MOOC的产权转让正在毫不留情地吞噬较弱的大学，简直是“吃掉我们的玉米种”。

　　我很好奇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未来的精英教授，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担忧。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似乎对MOOC主导学术界的未来很乐观，至少在希望破灭之后也仍抱有信心。英文系研究生史蒂芬·斯奎博(Stephen Squibb)说：“我曾经看到它怎样对本来就处境悲惨的人文学科落井下石，这让我很难受。”

　　MOOC会不会带来一些好的改变呢?包弼德(Peter K. Bol)是一位中国思想史学家，他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晚期，还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依赖电脑了，那时他是个马虎的打字员。现在，他担任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主任，大力推广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例如谷歌地图，这种应用并不限于其中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对他来说，MOOC看上去是学术开源的胜利。一天早上晚些时候，包弼德在他那由期刊、手稿和书籍构成的文件丛林般的办公室里对我说：“对我们来说问题是这样的：你怎样把你传授给一小群学生的知识与一个大群体分享?除了写畅销书之外，我无法用其他方式把知识传授给这些人。我没法把我辛苦研究的成果告诉他们。”

　　现在他觉得他可以做到了。今年(2013年)秋天，包弼德将推出“中国X”，介绍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的文化历史。他已经推出了一门课程，让学生们为学习“中国X”作好准备。“中国历史185：创造中国X”只对哈佛的学生开放，而这个学期，在包弼德的领导下，教学团队正在分模块逐步建设他的在线课程。教学将同时在课室和计算机实验室里展开。我旁听过他的一次课堂会议。

　　包弼德是个有天赋的教师。当他站到教室前面的时候，他疲倦而略显呆板的举止一扫而空，就像幕布拉起的时候，一位资深舞台演员让所有人忘记了时间。他语调充满活力，吐字清晰，并活泼地挥动着双手，仿佛在操纵两个牵线木偶。他的笑话能让学生们哄堂大笑。这是我离开学校之后第一次进入一个这么有活力的大学课堂，我的老习惯又回来了，被遗忘已久的时光如今历历在目。我发现自己记了很多笔记，典型的大学生笔记，比我今天记的大多数笔记都要认真和清楚。有一次，我趁博说话的时候扫了一眼手机，看看有没有重要的邮件。我抬起头时看见他正盯着我，顿时畏缩了一下。我找回了学生听课时的那种双重心态：向看着你的人报以注视的奇异的责任，和表示支持的急切感。这个房间里发生着一些有魔力而又微妙的事情，我可不想成为那个打破魔咒的人。

　　在两个小时的课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女生举手询问包弼德，他所说的“历史学家的素养”是什么意思。还有几分钟就下课了。包弼德点点头，然后靠到一张桌子边上，双腿悬空晃着。他的一个同事和合作者，历史学家马克·C·艾略特(Mark C. Elliott)溜进了课室，包弼德让他到前面来。两人并肩坐着。包弼德说：“我怎么知道我看见了历史学家的素养?因为这个人对事物随时间的变化感兴趣，但他的兴趣不限于此。他还关心事物如何随时间发生变化，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变化。”

　　艾略特说：“我的回答有点不一样。我认为，历史学家的素养是观察今天发生了什么，并假设不管发生什么，这都不是第一次发生。而我们观察到的一切，都必然在某个循环中的某一点、在某时某地发生过。我们周围的各种变化的其他版本，都只是一系列大量类似的变化的最新部分。”

　　包弼德点点头：“所以我觉得你的意思是——”

　　“又来了!”

　　“——历史在某些方面是一种重复。但历史难道不也是累积的吗?我们第二次看到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它和第一次还是有些不一样。”

　　“是的。我当然不是说它在重复。实际上，雪莉·贝西(Shirley Bassey)有一首歌叫《重复的历史》——”

　　“你要是能唱一两句——”

　　“我把MP3发给你吧。那首歌不重复，不过它是押韵的。”

　　他们的讨论让教室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寂静，就像往油画布上涂颜料的感觉。坐在那儿，我想到了那些同样微妙而不期而至的时刻，它们共同定义了我的大学教育。有一次，在仲冬时期一个温暖的天气里，一位研究巴洛克赞美诗和声的教授大步走进课室，花了半节课分析一首盘旋在他脑海里的歌。那首歌是《一月中的六月》(June in January)，它把我的思绪带到了敞开的窗户和温暖的星期五。我似乎还能看见那间教师办公室，它狭小清冷，光线迷离。那时我还是个新生，带着问题来请教教授。教授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暗灰色的围巾，她向我推荐了一个论文库，那后来成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的基石。我想起在一堂华而不实、离题万里的概论课上，坐在我旁边的女生靠过来，在我笔记本页边的空白上写下了“啊让我离开这里吧”之类的话。我还记得她用的是蓝色的三菱签字笔，她写字的每一秒都是幸福的。我记得那些时光，我还记得更多。我见过你们不会相信的场景。

　　教育是一个神奇的学术过程，它的兴和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一些学生能记住他们在某一门课程中学到的东西长达几年，而其他人在暑假就把它忘光了?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从哈佛辍学，去掀起技术工业的革命，这个事实说明哈佛教育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这个答案很重要，因为被传授的知识构成了教育，这其中的机制决定了MOOC是将促进这个国家的教育，还是毁灭它。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W·费舍尔三世(William W. Fisher Ⅲ)曾经试图通过实验找出其中的差别。今年春天，费舍尔通过edX开展了他的第一项在线课程，叫版权X。但他也是这个媒体的一个普通学生。费舍尔的研究领域是知识产权法，并侧重于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他是代表了谢泼德·菲尔雷(Shepard Fairey)和他的海报《希望》的一员。一天早上，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会面，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摆着站立式办公桌和人体工学键盘。我们谈话时，他的葡萄牙水犬尼卡悄悄溜了进来。费舍尔告诉我，他对MOOC持保留意见。

　　费舍尔有一头乱蓬蓬的泛红的金发，他穿了一件细条纹西装，却搭配了棕褐色的登山靴，显得有点突兀。他说：“最近在线课程的潮流体现出两个特征。首先，教授们普遍被塑造成‘山顶上的导师’，或是广告牌和电视上那种百里挑一的模特。这里指的是某个领域中的大师对一大群学生授课，学生们汲取大师智慧的场景。其次，学习需要某种程度的互动，而这种互动正在被塑造成一个自动化的、需要正误答案的过程。”

　　“我觉得对教育来说，MOOC它没有充分利用新技术的优势。可能它对数学、计算机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说非常有好处，但我不教这些学科，所以我不确定。我能肯定的是它对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法律来说不那么有用，所以我想尝试一种不同的技术，”他说。

　　费舍尔的想法是最大程度地限制他的在线课程。知识产权X的在线注册名额限制在五百人。在挑选学生方面，年龄和职业是他考虑的因素之一。他的目标是把数码时代知识产权的知识传播到学生中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灵活运用。和大多数MOOC课程不同，知识产权X和费舍尔在法学院的课程同步开展，这让他得以和两个群体保持联系。他在法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自愿为网络上的学生们担任助教，他把这五百个学生分配给他们管理。

　　法学院每周在学校开展两次苏格拉底式的辩论。与此同时，在助教的带领下，在线课程的学生们也会开在线研讨会。每隔一周的一个晚上，法学院的整个小组还会召开现场或远程研讨会。艺术家、作家和其他知识产权所有人也会前来参加研讨会，提出他们想了解的法律问题。助教不仅出现在教室里，还会在学生通过网络电视观看会议的时候出现在线上。费舍尔说：“教职工监督和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推进讨论。“所以房间里会有两个屏幕，一个显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另一个显示教师团队设计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就在这两组问题中交替进行。”

　　当知识产权X的车轮开始转动向前，这门课程正在努力兑现它对在线教育的诺言：让有用的知识在哈佛的校墙外增值，让学生在授课中学习，并通过提供更多讨论疑难问题的时间丰富了课室的环境。同时，它也不是大规模而开放的，不完全在网络上开展。费舍尔说：“这不过是几个世纪以来探讨会开展的基本方式，它并不新鲜，但仍然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