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大学老师是讲学而不是教学

　　李敖笑问高先生：“你怎么这么无聊，带劳思光去你们身份不该去的地方，玩起你们身份不该有的娱乐?”高信疆笑道：“谁带他来呀?是他带我来的呀!”

　　哲学家劳思光病逝于台北，享年85岁。香港电视台报道劳思光教授病逝消息，指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教学”数十载，桃李满门，育人无数。我听了，有所认同，亦有异议。

　　桃李满门，育人无数，当然是对的，可是，不，劳先生在香港担任大学教授的时候，主要责任绝对不是“教学”而是“讲学”。如果是前者，他顶多只是成千上万大学教授的其中一人，拥有许多学生，却不一定有几个“桃李”，更不容易“育”出什么人材;唯有后者，始能让人深深怀缅与悠悠思念，充分达成春风化雨的育材理想。

　　什么是“教学”?就是你先在某某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再凭己力或托靠师荫在另一所大学里谋得某个头衔的受薪教职，然后，每个学期根据校方或系所指示，拿着一份通过什么“以教学效益为本”模式(即英文的OBTL，Outcomes-Based Teaching and Learning)而闭门编写出来的课程大纲，按时来到课室，照本宣科，把学生驱引到大纲所预先虚设的所谓“学习效益”之上。

　　由于当代教学强调多媒体学习，“教学工作者”须自备一只U盘以供播放PPT，再准备一支激光棒以供引导学生视线，甚至，要自备一支用来在白板上左写右画的水笔，以及一沓派发给学生填写的课堂工作纸：你把这个那个塞到小布袋里，携到教室，有几分似脚底按摩技师随身携带一个盛满润滑油和指甲锉的小袋子般来到顾客面前。此时此刻，学生付钱，是客人;你收月薪，纯粹打工。课程大纲把学生和老师都假设为罐头，仿佛谁来教和谁来学都一样，师生之间只须依照大纲上的所谓teaching activities和teaching assessment和learning outcomes进行互动即可。无所谓，都一样，大家都只是教育机器里一颗小到无可再小的螺丝钉，面目虽不可憎，却必模糊。当下的大学教员，至少在香港，身份地位已经等同“教育服务员”，工作自主性不会比食肆餐厅里的饮食服务员高出多少。

　　劳思光当然不是这样的“教学服务员”或“教育工作者”。在那年头，如钱穆如唐君毅如徐复观如牟宗三如这位或那位学问成家数的学者，劳先生在大学里做的事情主要是讲学，一个人，轻身妙手，走进课室，把心中所思所想所领所悟讲出来，启蒙学生，启迪智慧，而不仅仅是“以课程大纲为本”地略尽“教”学之责。

　　大学不把劳先生看成机器，劳先生也不把大学生看成机器，那岁月，大学校园里，仍然有着人味，仍然把人看成人。幸好出生够早，没有博士学位也不会用英语讲学的劳思光享受到大学教授的美好滋味，否则，迟了，连想在大学混个导师岗位亦欠资格。劳先生何幸，香港教育，曾经何幸。

　　说到劳先生，我就想到李敖在《快意恩仇录》里记下的浮生趣事。他说，殷海光在世时，曾跟劳思光打笔仗，劳先生写文章说殷先生“曲学”而不“阿世”，算是弹中有赞，但殷海光很生气，在李敖面前痛骂劳思光“头脑不清楚”。另，李敖曾闲逛于台北市东丰街上的电子游戏机店，“在窗外常见里面有一矮小枯瘦的穿西装打领结小老头在玩，其矮小枯瘦，跟殷海光有几分神似，原来就是劳思光”。

　　那年头的台北机铺，我也常去，主要是老虎机和21点之类，三教九流，乌烟瘴气。李敖说有好几回见到新闻界高人高信疆和劳思光一起，他笑问高先生：“你怎么这么无聊，带劳思光去你们身份不该去的地方，玩起你们身份不该有的娱乐?”高信疆笑道：“谁带他来呀?是他带我来的呀!”

　　又，1991年12月27日，晚饭后，李敖和女朋友又闲逛于东丰街，忽有一人走过，大声叹息一声，貌似输光口袋钱财，一看，果然是劳思光。李敖对女朋友笑说：“这个书呆子，又出没东丰街了!哲学学到徘徊于电玩之中，叹息于马路之上，哲学可真无计可施了!”

　　哲学家打电玩，或许无伤大雅吧。梁启超不也爱打麻将而且说“唯有麻将能够让我忘记读书”?尤其劳思光，自成门户，却遭截杀，有中研院而进不得，偶尔借电玩以消愁，无可厚非。但因电玩挫败而叹气，倒是看不开看不透，哲学家而于游戏之间“自寻烦恼”，终究稍稍泄了哲学家威名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