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之十七大怪现状
一、优质教育与高费择校
“优质教育”是个错觉,高费择校是个错误——有好的医院,有差的医院。择院就医,实属必要。只有好的老师,好的学生,没有好的学校。学校好,是因为学校老师好,学生本来好。好的办学条件不保证好的教学。好的学生,在差的学校也差不到哪儿去。差的学生,在好的学校也好不出名堂来。教育,育世间可育之人,谁也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谁也不比谁更优质。择校就学,实属多余。
你是“名校”,有“优质”教育,为什么只抢招优生?为什么不像好医院专治疑难杂症?只有能教好别人教不好的学生的学校才是真正的好学校,只有能教好别人教不好的人的老师才是真正的好老师。只会教优生,算什么高明?处处都是加班加点,校校都是听讲做题。要说好,谁都好。要说不行,谁也不行。谁也不比谁高明,谁也不比谁差劲,除了房子和机器。什么都不变,只要把学生互换,“优质”学校一定牛不起来。
考不上“优质”“名校”如果算傻的话,那么,高费择校便是家长更傻。与其抱着票子往“好学校”塞,不如拿着它往大河里扔。高费择校,与其说是教育的错,倒不如说是择校人自己的蠢。
高费择校的结果是:优生受益,“差生”买单。学校抢“购”优生,赢声誉,赚“名牌”,吸引“差生”择校,牟取钱财。择来择去,好的自然好,差的依然差。不出钱的受了益,出了钱的吃了亏。最大的赢家是学校,最大的输家是择校者。
多宣传,把真相告诉社会,消除误解,别糊涂,干蠢事。平心静气,一切顺其自然,一切自然好。
二、教育均衡
“教育均衡”是个伪命题——“均衡”源自差距。房子、操场、机器等“硬件”,真有差距。管理水平、教学方式、教学技能技巧等“软件”,也有差距?
“优质”的“好学校”应当专教“劣质”的“差学校”教不好的“差生”,才能让整个教育质量好起来。恰恰相反,“优质”“名校”的招生,偏偏只收成绩最好的,还拼命地抢、不要脸地“挖”,一个都不要成绩差的。这个事实恰好证明,学校之间,在“软件”方面,没有显著差距,谁也不比谁技高一筹。“硬件”“软件”都好,学校真好。“硬件”好“软件”不好,学校一定不好。“硬件”不好“软件”好,学校一定不差。当年西南联大的教室是铁皮篷,晓庄师范是茅草房,照样办出“优质教育”来!“硬件”好,不保证“软件”好;“软件”不好,“硬件”好也白好。对教育质量来说,“软件”比“硬件”更具有根本和关键性意义。“软件”无差距,就谈不上学校有差距。既无“差距”,何言“均衡”?只要抱定升学这唯一标准,学校间就永远有高下之分,永远无“均衡”之日。升学数是确定的,甲的胜利意味着乙的失败,甲行意味着乙一定不行——怎么“均衡”?
非要“均衡”的话,只能是资源均衡,不可能均衡质量。“硬件”均衡不难,不过钱而已。“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最终都不是问题。”教育要害,首在“软件”。“软件”的真正问题,不是“差距”,而是“差”,不是“均衡”,而是“发展”:不是谁比谁不行,是大家都不怎么样,大家都要努力求进步,整体向前发展。
整体发展进步的方向,是百花齐放,各展所长,各自“做最好的自己”,而不是“均衡”成某单一模式与水平。我的主张,首先从生源均衡开始,取消一切“重点”校的招生优先权,所有学校随机录取新生,彼此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软件”实力竞争,若干年后,就学者充分行使受教育选择权,自由择校就读,国拨办学经费与招生人数挂钩,人多钱多。如此不失工作动力而又保证了工作起点和办学资源供应相同的均衡才是值得追求的实质“均衡”。
三、择校收费合法化
高费择校乃缘起误解的社会盲动,择校收费则是政府主动行为——因为择校是本不必要的,所以允许收费便是愚弄百姓。“人民政府”不是“人民币政府”。学校自行收钱,是“乱收费”,政府让收钱,就合法了?
不必择校,不要收费。要收,就定个天价,穷苦人一概缴不起,免致瞎遭殃;富翁,有的是钱,不要白不要,痛痛快快收他一把,权当善捐。收的钱,不能归学校。“政府办学”,经费一律财政保障,学校经费自主权,还有什么存在理由?花钱不出钱,拿钱干什么!这时还让学校掌钱,等于号召那个拥有开支权的人公开腐败。学校收的再多,作为教师个人所得无几;而教师作为家长角色却注定受到严重盘剥。择校收费对教师个人没有什么好处,所以,站在教师的立场,也不赞成“我们的”学校高收费。
四、薄弱学校治理
从“软件”论,“优质”不存在,“均衡”无从说起——因而,相对于“优质学校”而言的所谓“薄弱学校”之说,也就难以成立。
没有“薄弱学校”,只有“薄弱教育”。不是谁比谁薄弱,而是谁都薄弱。不是谁应该被“治理”“扶持”,而是谁都应该被“治理”和“扶持”,谁都面临着发展:教育,整体向前发展。打着“治理”和“扶持”的旗号,用所谓“强校”兼并“弱校”,骨子里仍是借名敛财。大老远的,一所学校因为“薄弱”,被另一所学校吞并,换上“名校”牌子,“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但一夜之间,名声变了,身价涨了,钱袋鼓了。
如果真有“软件”的“薄弱学校”而其治理又如此简单的话,何不干脆将全中国所有的学校都挂一个某大“名校”牌子,一国的教育不就一下子脱“薄”“优质”起来了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似的“支教”,用这样的办法去“治薄”“扶薄”,真是馊得不能再馊的馊主意。那么一所学校,那么多人在那里“呕心沥血”干了那么多年,尚且“薄弱”,一夜之间“空降”来一两个神仙,只一年,就给“治”好了“扶持”起来了?
教育,“薄弱”是实。不过,这“薄弱”不是个别“薄弱”,是集体“薄弱”。如果这“薄弱”是缘自没有好老师的话,那这好老师,缺的却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批。
设计一个好制度,推行好这个制度,让现在所有教书人发自内心愿意教书,愿意提高自己教好书,就不用“好老师”“上山下乡”了,更不用为“薄弱”操心了。
五、生源竞争
生源竞争本应是办学实力竞争——它让学校直面社会选择,迫使学校从生存利益的层次关心本职工作,是保证学校持久工作动力的优良机制。这样的竞争要保护和培植。可是,生源竞争一旦偏离本原的轨道,演变为优生竞争,那就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竞争和竞争金钱。
生源即财源。学校花大量的钱争来优生(“金钱竞争”),通过优生赚取名气,吸引生源,争来更多财源(“竞争金钱”)。“教学质量,一半在教,一半在招。”“教得好不如招得好,质量从招生开始。”在这场腥风血雨的生死大博弈中,成绩本来优异的学生被作为决定成败的关键资源拼命抢夺,大家较量的不再是谁的教育教学本领大,而是谁的本钱多和运气好。与此同时,优生不再是学校本领高超的产物,而是学校“本领高强”的原因和借以牟利的现成工具。生源竞争被彻底异化。
生源竞争异化,学校不再沉心于教育教学本领精进,而是专注于投机取巧招生。长此以往,教育将变为金钱的竞技场,而不是完美人格的培育地。
对学校工作的评价标准必须调整。评价学校工作,不能再只以升学论英雄了,要把重点放在教学内容是否完整先进上,放在教学方式是否科学上。只论升学,学校注意力就永远集中在招生和运气上而不在增强教育教学实力上,教育发展就没有希望。
政府严禁学校自行收取和自行拥有费用,以财政拨款为调控手段,维护正当合理的工作竞争。教学内容的完整先进程度和教学方式的科学化程度,是检验学校本职硬功夫的首要尺度。谁的完整先进程度和科学化程度高,谁的教育教学本领就大,就能相应获得较多的政府经费拨款。这就把学校的竞争维持在了本职的范围内和合理的限度中。
六、考老师——考英语
英语那般重要,以至于成为当老师或当好老师的必要条件?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它设置为职业准入标准,让那些本来英语水平不合格甚或对英语一片空白的人压根儿就别挤进老师队伍?考论文。写论文可以,严重的是要“发表”论文。这就急死活神仙了。论文写不写由得人,能不能发表也是自己能说了算吗?什么时候论文竟变得这般重要,成了当老师或当好老师的必要条件?中小学老师,到底跟大学或科研院所研究人员有无区别?他们的主要职责到底是教书育人还是研究学问?考计算机,考普通话……今天考这,明天考那。有老师心想:有朝一日,会不会还考单杠、双杠或者花样滑冰之类?考本领促本领长进,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有些考和考的有些要求不合适。
对人提要求,符合两个条件,才算是合适的:一、通过本人的努力能达到;二、实现这个要求有意义,为本职工作所必须,有利于促进本职工作。英语,论文,所作的要求,要么不切实,要么无意义。本来,一般中小学老师的工作未必需要英语,就算它十分重要,也不是一要求一努力就能达到的。论文,就算非常重要而必要,也不是自己说发表就能发表的。要求无意义,结果便是劳民伤财。要求不切实,是制度性的鼓励弄虚作假,逼良为娼,败坏社会风气。作为制度性的政策安排,居然走向这个方向,助纣为虐,太不可思议。
对老师提出要求时,应首先增加一个追问:其真实用心,果真是为了教师个人的专业进步和教育事业发达?有没有借口敛财的成分?
有钱也未必就一定能办出好教育。思想比经费更要紧。相对于教育面貌的改变来说,教育思想或许比教育经费更见成效。曾经一度一说教育,有些人张口就是缺钱。很早以前,在学校真缺钱的时候,我对“穷”教育就持怀疑态度:教育可能的确不富,但学校可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穷。吃喝玩乐等等,少数个别人要花的钱,什么时候缺过?钱是教育的问题,但钱解决不了教育的全部问题。要钱?太简单,招标。教育质量的要求由我提,价钱随你开,要多少给多少。这个标,谁敢揭?
择校风兴起以后,不少学校高收择校费,富的流油,他们的教育又办成个什么样子?除了“加班加点”,“题海战术”,多少学校在真正的素质教育上作出了像样的贡献?
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和绩效工资后,学校需要的一分一厘政府全包,学校犯愁的不是没钱,而是有这么多钱怎么花掉。到今天,钱已经不成问题了,我们的教育又办得如何?还不是依然故我?
那些多钱的示范“名校”,“示范”得最好的是没有任何智慧含量的“加班加点”和“题海战术”;至于素质教育,只要没有“反示范”,就谢天谢地了。
教育,真缺的不是钱,而是思想,以及大刀阔斧改革的魄力。“穷教育”,不是穷钱,是穷思想——穷先进教育思想。我相信,只要教育思想变了,就算其他什么都不变,教育也会变。反之,就是把学校建得像奥运村一般豪华,学校的钱多得像泉水一般往外冒,只要教育思想不变,教育也同样弄不出个像样的名堂。
八、分班,分大班——先是“快班”、“慢班”,“好班”、“差班”,后来不准了,改用“实验班”、“普通班”一类的名头。
怪的是,偏偏“好班”少,“差班”多。大多数的人从入学的一天起就被宣判为“孬火药”,他读这书还有什么盼头?没有一个人是一开始就不安心好好读书的,无数的人就这么被逼迫着早早泄气,放弃了努力。
就算非分班不可的话,为什么不可以有意让“好班”多些,“差班”少些,给更多的人以希望——哪怕是个错觉也好——让他们满怀信心,鼓足干劲,老老实实学个三年五年?学校为什么不可以让学生自己“选班而学”,非要“分班而教”?人在街头,饿了,本来只需做一次选择即可——在林立的餐馆中挑选一家进餐。现在不行了,店家对餐馆做了内部装修,虽然吃喝的东西享受的服务没有任何变化,但顾客却面临着第二次选择:是进“雅间”,还是坐“大厅”?进“雅间”的条件是:追加钱来。
明智的顾客不会做这无谓的牺牲。进来是为了吃喝,一家饭馆内,同一的经理,同一的厨师,同一的饭菜,同一的服务人员,随便哪个位置都一样,不会因为“大厅”“雅间”的差异而变得味道不同或服务不一样,“雅间”的增加消费实属额外。
求学不同。人们无法相信,“好班”和“差班”提供的东西跟“大厅”和“雅间”一样,质量上毫无差别。于是人人拼命,挤进“好班”。这就产生了分设“大厅”“雅间”一样的结果:学校增加了收入,学生“顾客”没增长一丝额外的益处。这大概就是分班的唯一作用与企图所在。“好班”和“差班”提供的东西,真的在质量上显著差异,值得人家为此多费钱财吗?
教学是交往。历史惯性,“优质”的“好学生”都集中到“优质”的“好学校”。进这样的学校,与这样的同学,结交,可能是择校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倘若择校的结果也只得进个“差班”,跟在非“优质”的学校差不多,择校的最后一个理由消失了,高费择校就更加冤枉了。
完全按考试分数编班,常常分出些清一色的男生班女生班,恍如往昔的男女不同校。一个全是男人的集体必是野蛮的集体,一个全是女人的世界必是不安宁的世界。单一性别的班级组建严重违背组织管理心理学原则,人为加大班级管理难度。同质群体缺失异性互补的积极影响,妨碍心智完整发育,不利于人的社会性成长。
班额特大,甚或超大,动辄七八十上百人。这是开群众大会,不是教学。是开玩笑,不是办教育。明明房子不够师资不足,凭什么招收那么多人——凭什么?
九、补课——考什么教什么,自习课不自习,休息日不休息,读书人不读书只做题——这是中国教育的四大怪胎。
谁要是灭了这“四怪”,谁就是当今的民族英雄。
补课,首先说明本职工作失职。规定时间完成规定任务,保质保量,这任务和时间关系的确定,是有科学根据的。既然要加时间,只能说明正常工作不正常,有耽误。谁要补课,就应首先追究其正常工作的失职责任。
无节制的时间扩张,把孩子的全部时光耗费在单一的听讲和做题上,破坏学习均衡与生活均衡,妨碍全面与个性发展,这不是培养,是残害。学校明明没能给人家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却偏还要拼命控制人家时间,让人一点自由发展余地没有,这是蓄意迫害。
没有人不要学习好。同样为了学习好,只需做正常的必要投入即可。做正常的努力,求自然的结果。教学“质量”不用求,不求自然有;教学“质量”若强求,求也白求。
时间、精力和努力等等学习投入,并非越多越好。超过必要限度以后,学习投入与学习质量不成正比例。学习投入与学习质量间的函数关系可能是,初期,质量随投入同方向增量变化,当达到某临界点后,变化趋势便不确定了,这时候的增加投入就不一定是必要和有意义的。1小时挖煤2吨,2小时挖煤4吨,这是算术的逻辑,不是教学的逻辑。教学上持“挖煤算术”逻辑的人,其思想停留在山顶洞人时代。如果增加教学时间就能提高教学质量的话,那延长学制会更好:9年不行,12年也不够,干脆18年,24年,质量不就自然一下子翻番了?
希望孩子学习好的迫切心情,没有哪一位老师能超过家长。作为家长,我照样反对孩子做无谓的超额时间投入。“时间+汗水”的搞法没有一点智慧含量。就算弄出点什么效果,也不算什么真本事。换了农民,可能做得比我们还好。
谁要无限度增加教学时间,补课,就按他的时间投入量确定其工作质量任务,完不成则严惩不贷,其责与杀人越货等比。“醉翁之意不在酒”,补课的真正用意,不在“教学质量”,而在增加收入。如果不禁止补课,只禁止补课收钱,看谁还热衷补课!不收钱而仍补课者,是真高尚,真为民,真“劳模”。
补课在表面上制造了兢兢业业的敬业假象,骨子里是严重的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你看,我都这么用功了,你学习还不好,只能说明你不是读书的料。补课实在是用心险恶。
十、考什么教什么,只售文凭不售文化
教育是完善人和人生的事业,学校是培育完美人格的苗圃,是完美人生的见习地与养育场。学校应该是一座人的生存素养“超市”,凡成就完美人格和完善人生所必需的东西,学校都应该提供,做到应有尽有。考试考什么,学校只教什么,那是“专卖店”,不是“超市”;是“考试服务站”,不是“学校”。“专卖店”提供的培养存在集体偏废,直接导致人受教育的不完整和人发展的不完善。这与教育本质根本冲突。学校里的读书人,没日没夜,“星期一到星期二十九”,读的很苦,却读的很苍白。从人和人生的角度,含辛茹苦十几年,几乎没有收获什么,除了一纸文凭。
如今上大学比当年上中学还容易。街边茶馆成天打牌玩乐的,也可以随便摸出一张大学文凭。大学的书一页没翻过,照旧是大学毕业生。学生与学校,一方混文凭,一方卖文凭。一方是买文凭的商人,一方是卖文凭的商店。买卖兴隆,文凭繁荣了,文化衰落掉。难怪“读书无用”,因为本无读书,或所读压根儿就是无用之书。
曾几何时,学校每学期结束都要跟学生结算“代收费”。不管当初缴了多少,算来算去,结果总是学生差学校,从没出现过多余回退的。孩子们不服,翻箱倒柜摆出学校所发的全部东西,用老师教的算术知识算来算去都与学校不合,可最终还是以学校计算的为准。从那时起,幼小的心中就对学校打了个问号。人大了,问号变成了问题:学校,除了文凭之外的,比如诚信等等,还有吗?
在如火如荼的“有偿家教”面前,首先要反思的是学校教育而不是师德师风。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社会教育都不是学校教育的重复,而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如果正统而强势的学校教育正规了,健全了,健康了,真正成为“超市”了,凡是想学的东西都能从学校学到,“有偿家教”还有什么生存空间?
从学校就能学到书法、舞蹈、钢琴和跆拳道,学生们凭什么还花大钱进“书法班”、“舞蹈班”、“钢琴班”?需求没有了,这“班”那“班”还能有什么“偿”?还需要谁下工夫去“治理”?
只要堂堂官办学校教育仍是残缺的、蹩脚的,“有偿家教”就不仅不能禁止(也禁止不了),反而还要积极鼓励。——当然,那种自欺欺人纯粹只为敛财而重复学校教学内容的“做题”家教,另当别论。
从现实看,对教育和孩子的影响,局长不如校长,“老汉”(父亲)不如老师。培养人才,成长下一代,归根到底还得靠学校教育。办好教育,就是要办好学校教育。学校控制了孩子全部的学习时间,也几乎控制了孩子全部的生活时间,学校教育不完善,就是害孩子,残害孩子。只要“有偿家教”这样的社会教育繁荣,学校教育就应该感到脸红,就应该反省和奋起。“专卖店”性质的学校教育满足不了多种多样的受教育需要,这才是“有偿家教”这样的社会教育存在的总根源。把“有偿家教”当师德师风加以谴责与制止,是无的放矢,蛮横不讲道理。受教育者有需求,正规学校不能满足,教师凭一己之力予以满足,只要需求本身是正当的,这满足行为就没有不当的。学校教育自身残缺,教师在校内无用武之地,不得已而在校外发挥个人作用,合情合理。这里,最应该谴责和自责的,是学校教育,而不是师德师风。
十二、不读书,只做题,做难题
读书成就人才,只有读书才真能成就真人才。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才是单靠做习题做出来的。人根本是靠读书成长的。只做题,不读书,一定出不了真人才,大人才。读书的价值高于一切,没有任何做题的价值超过读书本身。
对题海战术的迷信源自一种错误的逻辑:以题对题,以考应考。因为升学要考试,所以平时就要考试——就像刘翔,因为赛时要跑,所以平时就得不断地跑?“做考题”本身就是学问,掌握了这个学问就能对付考试?养猪是要喂才肥的,天天称量就肥了吗?不管营养和健身,天天体检,最后体检就有好成绩?
考试,考的是考题背后人的学问,不是考试本身的学问,不是“答题”技巧。人没有学问,靠“答题”技巧本身是过不了考试关的。人有真才实学,才能对付任何考试。真才实学来自扎扎实实的看书学习,放弃这个根本的内功修炼,只想以题对题获得好成绩,只能是妄想。
排位是最荒诞的。一千个爱迪生,也会排出一个最末位,有什么意义?就算非排名不可,也只需列出前几位就行,没必要详细地列到最末位。凸显优秀者的优秀,对本人是鼓励,对他人是榜样,没什么坏处。凸显平庸者的平庸,除了致其破罐破摔放弃努力外,没什么别的好处。
是聪明人做难题,而不是难题造就聪明人。做题,根本为了激发和保持兴趣,训练思考力。难题做不了,就害怕,失兴趣,久而久之,不敢思考,最终不会思考。以为难题能培养聪明人,是愚蠢的想法。成天用难题折磨学生,是残酷的教法。
不读书,只做题,滥做题,乱做题,暴露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错误。“讲,练,对答案”,整个教学成为没有任何智慧含量的机械行为,谁都能做。不妨反向建立一种机制,强逼其转变。第一,凡布置给学生的习题,只能老师自己命制,不准用现成的习题集;第二,凡要求学生做的题,教师必须先做,必须逐人逐题批改;第三,所有习题必须当堂完成,课外时间一律用于广泛阅读。没有老师愿意这样做,正好,那就放弃题海战术,让学生读无限的书,做适量的题。
十三、“教辅”泛滥
“教辅”不“辅”,“教辅”完全是单纯的习题集——“教辅”不“辅”,已经完全教材化,取代了教材,成为教学的唯一依据和依靠。好书是人类心灵的营养品。当孩子们所读的书被局限为几本习题集(“教辅”)的时候,一个民族心灵的荒芜和智慧的贫乏,便是在所难免的结局。“教辅”一旦喧宾夺主,成为教学的全部,便是祸国殃民,误尽苍生。
泛滥的“教辅”侵占了学生全部学习时间,影响有价值的广泛阅读,妨碍全面和个性发展。它霸占了休息,妨碍了锻炼,影响了健康。它惯懒了老师,让教学缺乏针对性,让老师自己不长进。它惯坏了学生,败坏学习品格(做不了就敷衍塞责),取消思考,灭失兴趣。“教辅”泛滥跟“不读书,只做题”的教学方式直接相关。这种教学方式客观上形成了对“教辅”的依赖,“教辅”反过来强化了这种方式的实践运用。
我们千呼万唤教学方式转变,“教辅”消失的一天,或许就是教学方式转变的一天。“教辅”不是书,是垃圾。不是营养品,是毒品。学校是文明的圣殿,只能让文化精品栖身,不能容文化垃圾驻足。“教辅”充斥学校,到底是为了教学质量提高,还是为了一些人的钱包鼓胀?编书(只能说是“凑书”)的发了,卖书的富了,唯教书的还穷。这个现象怎么解释?
十四、全民科研
人人搞课题,个个做“专家”——一夜之间,课题满天飞,“专家”遍地是。到处是“科研基地”,到处产“科研成果”。东一块奖牌,西一张“证书”。这边一个“国家级”,那边一个“联合国”。全民动员,人人上马,教育科研如同吃饭睡觉一般,妇孺皆可为。
搞一个“开题会”,“科研”便算开始了。再弄个“结题评审”,“科研”便算结束了。编几个“方案”,抄几个“总结”,拼几篇文章,凑在一起,动辄成“书”,出“著作”——就成了“科研成果”了。
按理说,申请课题立项等于申请研究经费。研究者申报课题,一旦获得立项批准,即获得研究经费。“菖菖级”课题,只意味着经费提供者不同,不代表科研水平的高下。中小学教育科研则相反:你要研究,得倒缴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取得研究资格;课题的“级别”越高,天然表示了研究“水平”越了得。
全民科研,购买研究权,级别即水平,“863”的做法不是这样,“神七”不是这样,“杂交水稻”的研究也不是这样,唯独教育科研如此,天下一大怪。轰轰烈烈下来,名有了,利有了,“课题”“专家”驾着私车满世界“讲学”了,只有一样没变:教仍是那样教,学还是那样学,质量还是那个质量。轮到总结教学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还有“师资队伍素质不高”一条——都能搞科研了,科学家水平了,“素质”还不高?难道我们的老师非要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当才行?可以肯定,如果所有科研都这样搞,那么,高性能计算机一定不会计算,“神七”一定不会上天,杂交稻一定不会高产。这是科研的庸俗恶俗。一些人打着科研的旗号,干着欺世盗名的勾当,行着敛财生利之实。
科研虽不神秘,却也神圣。科研庸俗恶俗,最终被糟践的是科研本身——科研的圣名被污,人们对科研不再信任。——当“科学”都不可信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可信的?
十五、评优指标限制
“评”优,不过是一种承认——作为结果追求和人才使用,唯恐“优秀”不多,为什么作为一种事实承认时,却来个“指标限制”,唯恐不少?不是要“实事求是”吗,为什么不有多少认多少?1000个爱因斯坦,指标限评100名“优秀科学家”,其余900就不“优秀”了?这是制度性地让人以人为敌,是制度性地制造人际不和谐。此制不除,“他人是地狱”的状况就不会消失,“和谐社会”的实现希望渺茫。“优秀”是个好东西,不怕其多,唯怕其少。之所以加以指标限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为了树榜样。榜样当然不宜滥,铺天盖地,就不榜不样了。二是与利益挂钩。能给出的利益有限,所以不得不有量的控制。
量的控制,结果是人心不满和人际关系紧张。评选的过程便是产生不满和矛盾的过程。评得的,人家不服;没评得的,自己不服。除了群体愤怒,没有别的好结果。既不生榜样标兵的作用,也不起利益激励的效果。既然如此,还不如不限制或少限制的好。办法就是,一方面与“榜样”脱钩。“榜样”先进之“典型”。“先进”和“优”只是工作承认和个人水平认可。像“60分为及格”一样,先有一个客观标准,合者皆得,不受先验的指标限制。另一方面是与物质利益脱钩。作为工作和个人水平认可,只具有精神价值,不与物质利益相关。与利益相关者,属于分配问题,不是评价问题。评价只用一个客观标准,合者即得,不受人为指标限制。
十六、严格控制,关门办学
吃饭要人守,睡觉要人守,做操要人守,“自习”要人守,有的上厕所也有人守。校门凭证出入,进门易,出门难。物理的“自习”课,看数学书也不准。学生受到的控制和学习受到的限制,比监狱犯人还严。但凡社会出现坏人坏事,都可拿学校是问:你那么“严格”管理出的“人才”,凭什么还乱来?
学校,太自以为是了。你以为你能承包孩子的一切吗?你以为你能承包孩子的一生吗?你以为孩子跟着你就一定是对的吗?你以为孩子的成长离了你就真的会完蛋吗?孩子的成长是一生的事,归根到底是他自己的事。在孩子面前,学校和教师,都应该保持必要的谦卑态度。
只有在没有任何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善不恶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只有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觉学习的人,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没有教育的教育或许是最好的教育,没有管制的管制或许是最好的管制。不要滥管,不要乱管。“人乖自己乖”,人最终是自己管好自己的,不是被人管好的。
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关门”两字特别刺耳,特别不合时宜。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开放才能发展,“封闭”只是死路。“关门”就不要“办学”,“办学”就不能“关门”。“关门”和“办学”是怎么也统一不起来的。
人的完善,全靠读书。纸质的书是“小书”,还有自然和社会这两本“大书”。把自然和社会“关”在了“门”外,人还怎么成长,怎么完善!“醉翁之意不在酒”,“关门”不为“办学”,关门只为“控制”:控制学生出校,强迫学生在校内消费。所以,“关门办学”的真正用意是:“关门办商”。
十七、校长个人终身负责,全脱产,不教书,只花钱
“校长负责制”演化到今天,一是校长终身任职,二是校长全脱产(不兼课不看课),三是校长一人负责。三者并存,互相强化,你为我,我为你,形成稳定结构。
一个教师在短短的职业生涯中,可以经历数任县长、省长甚至总理,唯独只经历一位校长。一直说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校长领导是思想领导。专职校长,“全脱产干部”,课不上一节,甚至连看也不看一节,哪来思想?有校长把“灵魂”理解为“敲钟人”:我敲钟,你们给我上。“灵魂”应该是“举旗人”——这么走,大家跟我来。“半夜鸡叫”里有个“周扒皮”,一心一意要长工半夜起床干活。学校里的“周扒皮现象”,校长比“周扒皮”还不如。周扒皮尚且亲自辛辛苦苦半夜起床装鸡叫,校长却连这点精神都没有,只要人家干活,连钟也是别人敲——“我敲钟”是“我让人敲钟”——自己干脆躺着睡大觉。
事实表明,校长负责得最好的,是他一人做主把学校的钱花掉。迄今为止,还找不到几例因校长个人原因,致使学校办学水平大幅提升的例子。
什么事情校长一人说了算,手下人怕他,就有人讨好他。久了,他们牛气冲天,少数人就更肆无忌惮。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数量本不庞大的高层大官中出几个贪官,尚不可怕;如果遍地的组长队长校长一类小沙弥都贪了,那就是无官不脏,腐入膏肓了。
不要终身制,不要全脱产,不要个人负责。别指望个别英雄通天本事,靠他一人之力就能把教育变个底朝天——不管他是校长,还是地球球长。“百年大计,教师为本”,相信教师,依靠教师,教育才有希望。
总起来看,中国教育的问题:一是教学内容,二是教学方式,三是产业化动作,变教育为逐利之业。这是残缺的教育,畸形的教育。这种教育,做得最好的是残害而不是培养。它使孩子所受教育不完整,很多人的很多潜能因得不到适时恰当的培养而归于湮灭,很多本可以发展得更好的才能因缺乏适时恰当的培养而无法发展到最好的程度。辛辛苦苦呕心沥血的结果,是学生恨学科、恨学校、恨老师,是学习者发誓从此不再学习。
对那些凡是在教育领域以为人升学的名义顽固坚持胡搞的人,只要有人升不了学或者升学不满意,就应该找他算账,甚至拼命:你那么的一心一意为升学,以至于使人牺牲的那么多,结果呢?不找你找谁?还我青春来!
教育的问题,八成与钱有关。教育问题的确有钱的问题,但钱的确不能解决教育的全部问题。很多东西,倒是不允许它和钱纠缠在一起,事情可能反而好得多,教育就是这样。
面对教育痼疾,政府要做的事很多。依我看,首先做好下列九件事再说。
第一,整顿吏治。实行校长任职“单位限期制”,校长在一个单位最多五年为一任期,期满考核,由群众信任度决定去留,达不到80%以上满意度的,不得在原单位续任;个人连续任职最多不得超过两届。实行严格彻底的校务公开,学校财务公布明细,方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查阅。
第二,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学校作息时间,把作息安排法规化,以违章违纪论处违而不遵者。
第三,禁止任何学校使用任何“教辅”资料。严禁习题集教材化,不准班集体统一使用相同习题集。
第四,取消“名校”招生特权,禁止其优先选择招生,厉行划区域就近入学或随机录取新生。一定时间以后,再允许学生自主择校,形成所有学校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办学真本领竞争。
第五,不准任何学校任何教育单位以任何名目收取任何费用,取消学校经费自主权。
第六,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严格遵守教育政策法律法规,加大执行查处力度,有一个查处一个,查一个纠正一个。
第七,大力倡导读书成才,读书成事。无论学生还是老师,人人把读书学习作为第一要务。教育,只要人人读书,读好书,好好读书,就没有干不好的事。
第八,全面推行教学民主,实行教师治校。学校任何规章制度,利益分配方案,未经民意征求程序,不为有效。
第九,改变学校工作评价标准,重教学内容和过程,适当兼顾教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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