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必须纠正功利主义

　　中国教育的任务，不仅要关注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更要关注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

　　钱颖一：现在到了矫正短期功利主义的时候了

　　“没有想到，一个经济学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如此深刻”，在2014年12月中旬举行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几位教育学家在听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的演讲后，如此感叹道。

　　这篇名为《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均值”与“方差”》的演讲，不但被传统媒体转载，而且更是在新媒体上到处流传。在短短几天里，微信上的点击量就超过了一百万。

　　“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近日，钱颖一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一个多月过去了，仍然经常有不同学科的学者同他谈起这篇演讲，交流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看法。

　　多年来，教育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也很早就引起了钱颖一的关注和思考。丰富的求学经历(清华、哥伦比亚、耶鲁、哈佛)和执教经验(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加州、清华)，让这位经济学家深入了解国内外教育的实际,中国教育的问题所在，并积极在一所学院探索教育改革的实践。

　　在钱颖一看来，多年来中国教育被短期功利主义所主导，弊端丛生，“现在到了矫正短期功利主义的时候了。”

　　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任务，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钱颖一说。

　　担任院长八年多来，钱颖一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和博士生，也没有申请过一个研究课题，而是集中精力，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推进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钱颖一说，“但是我一直坚信，经济学家在推动教育改革上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

　　问：你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的演讲，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共鸣。教育是近些年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呼吁教育改革的声音也一直在高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你看来，经济改革比和教育改革哪一个更艰难?

　　钱颖一：显然，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但是我一直坚信，经济学家在推动教育改革上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这是因为经济学家有两个优势：第一，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对于理解教育问题非常有帮助。经济学会把复杂问题简化，然后在约束条件下寻找到共赢的改革路径，这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第二，中国经济学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问：但是大家都觉得，教育问题太多了、太复杂了，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分析，最后又发现，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又扯不清了。就以中小学生负担重为例，学校有问题，老师有问题，家长有问题，社会有问题，最后是都有问题，似乎无解。

　　钱颖一：世间的问题都是复杂的。你看经济问题复杂不复杂?复杂极了!但是经济学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概括为两大类问题：一个是资源配置问题，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把资源配置给最有效率、最需要的人、企业和机构;另一个是激励问题，就是把激励搞对，让每个人、企业和机构都有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中国经济改革正是沿着这两条线逐步推进的：一条线是资源配置问题，一条线是激励问题，后者的深层次涉及到产权和所有制。

　　问：那么，对于教育问题如何进行抽象和概括呢?

　　钱颖一：教育关系到两个维度：“人”与“才”。我们可以用统计学的两个度量概念“均值”和“方差”来分别分析这两个维度中的问题，概括为四大特点。

　　中国教育在育“才”的维度，即培养知识和技能上的特点，是“高均值、低方差”，这是两大特点。均值就是平均水平。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国学生“均值”较高，包括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与同一年龄段、同一学习阶段的学生作跨国比较。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问：这个特点在经验层面很容易得到证实。在许多重复性、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如超市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收费检查等，中国的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钱颖一：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流水线式的重复性工作，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的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是完全失败的话，这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学生在知识和技能上的“方差”太小。在统计学上，方差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程度。“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与人口数量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和中国人口差不多但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印度出众的人反而比中国多，说明了一些问题。

　　问：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的“钱学森之问”，追问的正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颖一：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人才，远比“培养”人才更重要。

　　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但是我们后天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磨灭了，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因此，我们培养出的人才“方差”小，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的“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压缩小的。

　　问：和“均值”高比起来，“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似乎不大。

　　钱颖一：这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会变得严重，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阻碍颠覆性创新的产生。

　　中国教育在育“才”维度上的这种“高均值、低方差”，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导致了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另一方面，在育“人”维度上，即在培育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中国教育问题的特点正好是反过来，是“低均值、高方差”，这是另两大特点。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高“方差”，则是指太低素养、太低人格的人不少。

　　问：从国人在海外旅游中的不文明现象，到众多贪官惊人的荒淫无耻，糜烂的私生活迹近禽兽，许多事实证明国人的素养低“均值”、高“方差”。

　　钱颖一：这种情况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还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教育除了具有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也非常重要，而人的素养的低“均值”、高“方差”，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问：用“均值”和“方差”两个度量来分析中国教育中“人”与“才”的两个维度，构成了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分析框架：在知识和技能上是“高均值、低方差”，在人的素养和价值方面是“低均值、高方差”。两个维度，两个度量，四大特点，非常对称，几乎囊括了所有突出的教育问题，因此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钱颖一：教育问题大家都看到了，我只是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聚焦问题，进而寻求解决问题之道。

　　“现在到了矫正短期功利主义的时候了”

　　问：教育问题聚讼纷纭，你的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你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分析，是否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钱颖一：是的。我接受过多所国内外著名大学的教育，也在多所国内外著名大学执教。多年的求学和执教经历、不同教育背景的对比，让我对中国教育现状有一些不同的思考。

　　问：2002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从海外大学华人教授中招聘了28位特聘教授，开设国际接轨的课程，你也是其中之一。当年此事轰动一时。

　　钱颖一：这其中包括我有15位是经济学特聘教授，当时我联系了其他14位。这些人才的引进，虽然只是兼职授课，但是对提高清华的经济学教学水平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们中多数是为硕士生、博士生上课，而我从2002年秋季学期开始，在清华为本科一年级上《经济学原理》。

　　问：2006年你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对本科教育一直非常重视。你们本科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钱颖一：人们通常都会说教育的目标是“人才培养“，而我们讲“人才”，又通常容易忽视“人”而只重“才”。所以，几乎所有的教育改革重点都放在怎样培养“才”的方面。其实，“人”与“才”不是一回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

　　中华文化和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做人”的传统。为什么后来重“才”压倒了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走向极端。过去30多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唯一目的。

　　问：中国经济改革确实是由功利主义主导的。

　　钱颖一：这种功利主义有进步意义。功利主义平衡成本收益，讲求实效，注重结果，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突破旧思想的枷锁的时候，功利主义的正面作用很大。但是，功利主义也有局限：一是如果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就会失去长远利益，二是结果并非一切，原则底线有独立价值。

　　问：你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不是功利主义吗?

　　钱颖一：是的，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确实是功利主义。但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我称之为的“短期功利主义”：极为短视，只看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现在到了矫正短期功利主义的时候了。

　　在经济学里，人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是投入品，是工具，目的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人还是消费者，所有的投资最终都是为了消费，所以人也是目的。

　　如果把人看成是目的，那么除了消费，人还有其它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都很重要，这就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

　　中国教育的任务，不仅要关注如何培养杰出人才，更要关注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教育必须树立“育人”重于“育才”的观念。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

　　问：教育要打破功利主义并不容易，这首先需要突破旧有思想的束缚，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钱颖一：所以教育改革需要思想引领。我非常认同邓小平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1983年邓小平给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的解读是：教育要有现代眼光、世界眼光、长远眼光。

　　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教育的改革目标是逐渐清晰和明确起来的。2008-2009学年，清华大学召开全校范围内、为期一年的第23次教育研讨会，分三个研究组，由我负责本科教育组。根据调研和讨论，研讨会形成了一个初步研究报告。这种研讨会和研究报告，通常是在研讨之后就束之高阁，再也没有一点动静了。但是我们学院就是根据这些研究来探索改革实践，我们付诸于行动。从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我们实施了新的本科生培养方案。

　　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

　　问：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主要有哪些内容?

　　钱颖一：我们设立的本科教育改革目标有两个：首先，“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其次，“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途径是“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性结合”。

　　其实，这正是对我在前面所概括的中国教育问题的四大特点的对症下药。第一条，就是在育“人”的维度上，要“提高均值，减少方差”，方法是关注每一个学生，实行通识教育，恪守底线。守住底线，方差就小了。第二条，就是在育“才”的维度上，要“保持均值，扩大方差”，方法是创造环境，促进个性发展。鼓励差异，方差就可以扩大。

　　问：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之后，大学变成了专科院校，学生从一进校就分专业，很少通识教育课程。直到近些年，情况才有所改观。在你看来，为什么要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

　　钱颖一：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学生眼前的就业，而是为了学生一生的获益;通识教育既不是为专业教育打基础，也不是为专业教育做补充;通识教育本身是培养学生成为真正的“人”这个目的服务的。

　　问：也就是说，通识教育的根本是为了人格养成，而人格养成是“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的条件。

　　钱颖一：是的。通识教育在目前中国尤其重要。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存在巨大的扭曲，高考选拔制度下的应试教育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而且形成了“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的中国特色的中小学应试学习方式，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特别是不敢于、也不善于提出问题。

　　为此，我们特别开设了一门课程“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我非常高兴的是，“对这个问题你CTMR了吗?”已经成了清华经管学院同学的口头禅。CTMR就是“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英语名称(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的缩写。

　　问：我注意到，你们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纳入了中文、英语、数学三类基础技能课程，和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艺术与审美、社会科学、中国与世界、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八个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组，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三类基础性学科。这是其他高校所罕见的。

　　钱颖一：通识教育课程往往是“开阔眼界”、容易得学分的公共选修课。我们的“通识教育”不是选修课，是必修课。每一个学生必须在每一个课组中选一门，其中有不少课是专为经管学院开设的。

　　我们还有天马行空的“任选课”，占了总学分要求140学分中的20学分。只要是清华大学开设的课程，不分院系、不分年级，甚至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课，都可以选，都承认学分。学生在层次、内容乃至老师上都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

　　问：在“才”的维度上，怎样做到“保持均值，扩大方差”?

　　钱颖一：“保持均值”，就是要保持我们过去的强项。在课程设计上，我们保留了四门数学必修课，这比哈佛、斯坦福等美国名校对本科经济学专业的数学要求要多得多。

　　怎样“扩大方差”呢?就是让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中国之所以缺乏杰出人才，与缺乏学生个性发展有关。因此，如何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就直接影响到如何为杰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环境。

　　我们过去有一个习惯性思路“因材施教”，通常的做法是让一些好学生“学多一点、学深—点、学早一点”。这无非就是让知识传授超前一点。表面上看，好学生比其他学生超前了，但这只是在知识程度上而言，并不是这些学生更有兴趣、更有想象力、更有能力了。

　　问：这种方法并没有调动学生自身的创造力，也没有扩大学生自己的想象空间。

　　钱颖一：是的。因此我认为，个性发展的有效方式主要不是靠这种形式的“因材施教”，而是要依赖于宽松的环境和自由的空间。也就是要给学生们，特别是给突出的学生们，以更多的可支配时间、更宽容的环境，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去成长。

　　为此，我们在一、二年级实行“通识教育”的基础上，为大学三、四年级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设立了学术、创业和领导力三个方向的“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问：从2007年算起，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教育改革已经走过了八年历程，在您看来，改革成效如何?

　　钱颖一：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短期功利主义的(笑)。教育改革的成效很难在短期看清楚。但是对清华经管学院教育改革的认可已经开始显现。2014年教师节，我和学院其他四位教授共同主持的“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项目，获得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我国教育领域中唯一的一项国家级奖励，每四年评一次，代表了中国当前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我们能够荣获这个奖，说明我们的改革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

　　教育的改革效果只能在一、二十年后，甚至更长时间后才能看清楚，这跟搞经济改革可不一样。在教育改革上我们要力戒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我对教育改革结果的期望是，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走出去的学生都是现代文明人，其中有一些成为能为中国、为人类做大事且是有益事的人。再过十几年，中国经济规模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需要一批具有世界眼光、良好素养、胸怀远大、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导者。我希望这其中就有从清华经管学院走出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