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评课加剧了教师的“丑角化”

　　学生评课被认为是规范教师端正教学态度和督促教师改善教学质量的重要法宝。一经使用，被教学管理机构奉为法宝，屡试不爽。由于找到了监管教师的“偷懒”之道，教学管理机构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做法，不仅要求教师展开自我批评，更强行规定学生必须对所学课程进行评价才能获得后续选课资格。在管理者眼中，似乎已经号准了高等教育质量的病根，只需借助学生评课就能一劳永逸。可现实并非如此简单。

　　第一，不知道教学管理机构是否做过认真详实的普查，了解究竟有多少学生具备评课的资格?资格的认定首先在于出勤率，只有出勤率保持在一定比例之上才能确保基本的评价资格。特别是那些人文素质的选修课，诺大教室里稀稀拉拉散座的学生，正是对学生评课方式的最大质疑。当下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求所有学生评课，不知道学生们的评价依据从何而来?这样的评价结论又如何保证接近真实?

　　第二，学生的评价是否靠谱，取决于其听课的专心程度。但现在的大学课堂，不管你老师有多牛，总是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从头到尾做“低头族”，他们关心的只是“远在天边的友人传递的讯息”，毫不在意讲台上“近在咫尺的教师教授的知识”。那些缺少学习专注度、进入教室后注意力完全不放在任课教师身上的学生，又怎能恰如其分地评价教师水平呢?

　　第三，教师能否获得好评，与教师的严格要求与否息息相关。但凡不点名、不逮人、无所谓课堂纪律的教师，学生好评如潮;反之，则学生怨言多多。倘若教师上课管理严苛且考试不徇私情，那么“杀手”之名自然落在头上。当学生只是简单地以能否轻松愉快地获得想要的结果作为唯一评判标准时，这样的评课本身就是一场闹剧。

　　第四，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敢于直言学生的不足之处，往往会被诟病为“心理阴暗”的“愤怒一族”，或者是权力欲望强烈的“教霸”;若教师的观点令学生产生自责或羞愧，很多学生并非知耻而后勇，而是选择不再继续听课以求耳根清净，甚至在评课时将此不良情绪转换为对教师的差评。

　　第五，当一名教师“威名远扬”，被学生视作“异端”、“不好相处”时，很多学生基本上依照先入为主的思维定见给教师“盖棺定论”了。不管学生是否出席过课堂教学活动，他先天性地具有“依据传说”下结论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因为教育管理者的硬性规定而成为颇具威力的杀伤性武器。

　　这样的评课，对于学生是无所谓的，“我的地盘我做主”，至于所发表的言论究竟公众与否，反正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那有什么关系呢。对于教师而言，则因人而异。那些意志坚定不在意学生“乱评”者，就能“勇敢地坚持下去”，不会因为学生的胡言乱语而屈尊讨好学生;那些自我认同感较差的教师，则会比较在意学生“如何评价”，甚至会因为每一次学生的评价结论而改变后续的教学模式，遗憾的是，这种改变往往不是优化和改进，而是开始刻意迎合学生。最难的是“青椒”，他们在教学上还需要更多的鼓励和包容，但评课方式看似帮助了年轻教师的成长，实则贻害多多：原本是一腔热血、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地投入教学工作，谁知道换来的是不公正评价，长此以往，年轻教师慢慢也就学会了如何“投机取巧”地实现好评最大化，管理者所需要的效果确实出现了，但受伤害的却是教育质量的大幅滑坡。可怜的是，学生和教师一方面在质问高校培养质量的病因，一方面却不承认自己本身就是病因的一份子。

　　闹剧式的学生评课，最终带来的是部分教师“丑角化”的加剧。丑角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部分教师为求评课结果的美化而自我矮化，随意降低对于学生的上课要求，在角色定位上主动放弃了师道尊严;二是部分教师为求吸引学生注意力，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插科打诨，将课程教学“小品化”、“娱乐化”，指望通过教师角色的“小丑化”来赢取学生的好感;三是部分教师喜欢在课余时间与学生“打成一片”，在“称兄道弟”或“相互吹捧”中力图塑造“亲生”形象，看似化合出其乐融融的师生情，实则只是建立了“廉价的情感”。

　　学生评课只是增加师生沟通的一种手段，对于教师既是一种促进也是一种监督，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教学管理者受“懒政”思维的影响，将学生评课结果作为考评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这恐怕与管理者的初衷正好背道而驰，那就得不偿失了。当越来越的老师开始自我“丑化”以不拖学院教学评估的后腿时，大学教学也就难再提高了。